前些天上海朋友来这里玩儿，约在咖啡馆会面。我去了，点起了柠檬可乐，被大家笑说：现在点碳酸饮料是很没有气氛的。我晚上老失眠，不怎么敢喝咖啡和茶，但被同席诸君的善意所感，遂改点了杯冰拿铁。过了几天，听说了周立波的一个段子，有关“喝咖啡”与“吃大蒜”的分别。我倒是觉得很有趣。
孔子要是吃刀削面时有没有剥上“一辫子”蒜？没有考证过。不过南北文化的这种分歧，至少在陆机（上海人）、左思（淄博人）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陆机就觉得吴下莼羹胜过羊酪数斛；机堂弟陆玩被王导拉去吃酪，要了亲命，“几为伧鬼”。这都是《世说新语》里的熟段子，不必多言。所感喟者，南人所自豪的、带有浓厚乡情的“莼鲈之思”，今已变成异域风味的咖啡之想，不能不说南北之分别实在已经变成了土洋之差异。北方的味道儿变化的倒是不多，初中时同桌女生姓那，是个满族人，长得丰硕健美，然而吐属间有浓郁扑鼻的蒜酪味儿，责怪她时，她毫不羞愧地说：俺家吃了饭从不刷牙的。饮食本色没跟上现代卫生习惯，这是不好的。否则，嗜食蒜葱不见得就土。西方文明里面最有文化的是古希腊人和法兰西人，不都是吃大蒜的民族么（古希腊穷人的营养品是蝗虫，这也是山东人的特色，看来山东人和古希腊与法兰西最接近）。
我个人最近特别怀念起来的就是当年在济南读书时候的几样食物。刚读大学时极老实，食堂关了门便不知去哪儿吃饭。慢慢儿地，随着几个哥们儿去党校篮球场边的扎啤摊儿上叫炒一盘三元钱的土豆丝，五元钱的炒花蛤（我外甥会用很地道的方言说：“花嘎喇！”）。2年级搬回到本部，才渐渐知道些花样儿来。最难忘的是北门外“一户侯”的蟹肉蒸包，老板是个很酷的中年人，济南口音，但好像应该是温州人，他女儿就读北外，所以他很是瞧不起山工的学生。他们家的包子好吃，门前顾客排队排到马路上。还卖骨头间带血丝儿的白斩鸡，我们班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白斩鸡协会”，据说是固定周末去消费一次的，後来这组织自动解散了，原因就是有个姑娘贪吃伤了胃。傍晚时候，北门门口有个摊位卖烤羊肉，大块儿烤好，你要吃多少，他会代你切碎，我们便常带着一包羊肉去对面小区中的扎啤摊儿坐下饮酒聊天。我跟武冲都爱喝羊杂汤，这个也在北门外面，冬天的清早，我们俩逃了早操，躲在这儿买一元钱的辣酱油饼（想是类如周作人早年在南京吃过的“侉饼”），再来一碗三元钱的羊杂汤，蹲坐在极矮的板凳上，跟一群贩夫走卒一起呵着气吃喝，辣椒油要在汤上一层一层地倒下去，抹着边儿喝，喝完再倒，还可以加些醋。冬天高级一点儿的消费，则是去体育学院对面的一家羊杂汤馆，他们家的羊杂汤浓腻得像牛奶一样稠，可就着极香甜的吊炉烧饼来吃，再来二两坛子里舀出来的白酒，吃完浑身热乎乎的如驾云雾。
校内并非没有值得记忆的饮食。我一直最满意的就是各家食堂都有扎啤可卖，每月饭卡上加补助的时候，大家最是开心。午饭时，必然要在西苑二楼一人买一杯扎啤，一人添一个小菜，聚在一起大嚼。同福兄最爱点猪耳朵，用临沂话十分诚恳地向我赞道：“胶粘呀！”我被他感染得也爱吃了起来。我们系老师独创生财之道，在实验室旁边引进一条生啤酒的生产线，不知後来生意如何，惟记得毕业时叫我们各班可以半价订购2桶。散伙饭喝掉一桶半，果然是没有掺水的（不记得Alan任或是武冲说：济南的扎啤特色在于掺水）。剩下半桶，我因为提前喝晕，故而无福消受，记得半夜起来去厕所，经过肖云东他们宿舍，看见林洪涛和肖云东俩人抱着一个空桶睡在地上。
我跟大学的这些同学，志趣、术业、心态都不一样，但是一直觉得他们特别可爱。也许就因为记忆中这些穷开心的生活点滴吧。那年大家去上海电机厂实习，山羊兄不知肉排中暗藏骨头，竟被万恶的“大排饭”硌掉了一颗门牙。还有数人急得到处跑，终于在闵行一家大超市里买到了救命用的咸菜水疙瘩。有个早上，看见孙树晓她们四处宣传，说找到了一个卖油条豆浆的早餐摊子。这些故事，除了我，不知谁还愿意再提起或是纪念呢。後来，体育学院对面建了一家大卖场，楼下挨着开了肯德基和麦当劳，从前五元一碗的羊杂汤馆已经看不见了。当年在上海集体出动买水疙瘩的那些人中，有一位考了交大的硕士，毕业留沪当“挨踢”人士，MSN上聊天，忽道别，自谓是要和同事们去肯德基“喝下午茶”了。我现在也不晓得，肯德基的“下午茶”是什么内容，但应该没有水疙瘩和大蒜供应的。这个时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所爱好、或是说希望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